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及影响

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及影响

文/彭亚鸣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尧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开篇之作和奠基石。尧是以功德伟大而称著于世的“五帝”之一,唐尧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初始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民族和古国,而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就是以尧文化为直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和传承中,源自帝尧时期的文化基因,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华传统文化乃至民俗文化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推动。因此深入研究尧文化的内涵、外延,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尧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尧

文化是古代文明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上古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孕育了尧文化

临汾地处黄河中游山西南部,位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域,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生产、生活在这块沃土上,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大约4300年前,帝尧在这里建都,开辟了华夏“尧天舜日”的文明盛世,史称“尧都平阳”。几千年来,这里是中国文化史上不断组合与重组的区域。也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往来的要冲,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各大文化区系的碰撞、交流、相互融合的成果。在汾河流域,尧文化的起源首先是中原古文化,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汾河之畔的陶寺文化为代表与北方古文化的红山文化、河套文化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的碰撞交流,还有来自东方、东南方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重组、碰撞交流的结果。多元文化融合催生了华夏文明之花,在尧都平阳陶寺遗址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出现了,比如:陶器、青铜器、文字、城池、宫殿、礼器、乐器和石器等劳动工具,特别是从陶寺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礼器、石器、玉器,显然是在吸收各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这就告诉世界,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流域,晋南的中心地带,陶寺文化时期的尧、舜、禹三代圣王,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阶段。同时文明的重心和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平阳大地,陶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这里形成了最早的“古中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便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为当代考古所证实,也说明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存有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印记。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评价晋南地区文化价值时认为:“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应在此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尧文化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文化总根系中的地位。应当说尧文化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先进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尧文化的形成也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团结一致,虚怀若谷,广纳吸收,创新发展,开拓进取的优秀文化传统。

其二,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是尧文化形成的外部条件

晋南大地,表里山河,资源丰富,相对独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部落族群聚集定居的理想之地。中国人类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从这里走来实属必然。从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到2万年前的柿子滩旧石器遗址文化,从7000年前的枣园新石器文化遗址,再到43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遗址,不仅根系古远,而且传承不衰。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分析,晋南一带自然条件优越,草木旺茂,山环水抱,水源充沛,非常适宜发展原始农耕。而且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盐、铜、铁、煤等矿产资源。特别是运城的盐池,是当时重要的战略和生活资源。另外,还有中条山铜矿带、襄汾塔儿山铜、铁矿带,浮山二峰山铁矿带,这些都为尧舜禹部落的聚集、族群的定居、生产、生活及古村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尧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上古时期,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如,原始玉器的加工,《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说明要加工玉器一定要选用比玉石硬度高的矿石制成“解玉砂”来加工,所以资源条件十分重要。

据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最初的文明和传统文化不是起源于大江大河,因为大江大河一泻千里,难以驾驭,而是起源于大江大河的支流。在古代的先民们从采摘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中,由于受生产力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必然选择的是水草肥美,山环水抱的临汾、侯马等中小盆地和黄河支流等河流交汇地带。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原,这里既适合原始农耕文明的发展,又有生产、生活用水的保证既可凿窑而居,又可上山围猎、采摘,十分适合族群聚集生活。这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不起源于大江大河,而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山西的汾河、陕西的渭河、河南的洛河盆地的主要原因。

其三,尧舜禹姓氏文化是尧文化传承的血缘基础和民族根脉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姓氏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亲情文化,这种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民族团结、爱国爱家的精神源泉。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由中华姓氏文化形成的尊祖敬宗、寻根问祖、家乡家族文化认同等理念,对于传承尧文化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国家统一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临汾是帝尧古都,同时也是黄帝、炎帝、帝喾、尧、舜、禹活动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姓氏文化的发祥地。据考证,在中华姓氏文化的500个大姓中,尧舜禹及大臣后裔的姓氏就涵盖了400多个大姓,比如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随母姓,其母庆都为炎帝部落,他的父亲帝喾为黄帝部落,所以尧的后裔就是炎黄子孙。从姓氏分析,帝尧的后裔这一支分出伊、祁、陶、朱、房、傅、路、唐、刘、杜、范数十个姓氏。以目前刘姓为例人口达到7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5.4%。舜的后裔有胡、陈、姚、袁、王、虞、田、孙、车、陆等姓氏,禹的后裔有禹、夏、沈、邓、诸、鲍、曾等姓氏。尧舜禹后裔的姓氏再加上大臣后裔的姓氏就占到中国500个大姓的80%以上,可以涵盖我国人口的80%以上。这些庞大的尧舜禹及大臣后裔,都是传承和发扬光大尧文化的人脉基础,血缘基础。这种血缘基础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从尧舜的祭祀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尧庙、尧陵、尧祠和舜庙、舜陵的景象。大概从西周时代开始有了祭祀尧舜典礼,到了汉代以后,祭祀“五帝”活动上升为国家行为,祭祀尧舜形成了制度和规范。直到元明清以来祭祀尧舜典礼活动记载不断,有时把尧舜作为祖先崇拜,也有时尊为先帝祭祀。再从文献记载的尧庙、尧陵的分布来看,除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外,甚至扩散到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广西等地。几千年来,人们去尧庙、尧陵、尧祠、舜庙、舜陵祭拜,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对尧文化的认同。同时,对尧文化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所以尧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直根,能够长期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尧文化的核心内涵

尧文化内涵丰富,涵盖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多个方面,具体讲尧文化是以尧舜禹时代为背景,以传颂尧舜禹的功绩为宗旨,以崇尚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距今四五千年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大量记叙尧舜的事迹。虽然它们属于传说资料,其间掺杂着某些神话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含着基本的历史元素,特别是在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尧舜禹事迹的资料,这些资料流传下来,凝结成被千古以来人们颂扬的尧文化。同时,也证明了尧舜禹和尧舜禹时代存在的可信性。

上古时期,帝尧带领先民定居于晋南大地,推进农耕文明,催生尧文化,形成最初的国家形态,史称古唐国。唐尧作为民师帝范,文明始祖,首先开启了以德治邦的先河,尧舜禹的事迹成为教化后世的经典。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包容、善让的和合思想

帝尧倡导“亲和九族,协和万邦”的社会和谐理念,开辟了政治文明、农耕文明、社会文明之先河。尧作为一代圣君,其思想和行为举止给后代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尧宽厚仁爱、天下为公的精神,识人用人的睿智,平章百姓、凝聚天下的魅力,无不受到后世的敬仰。主要表现就是倡导和合精神。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处于中心地位,长期影响着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道德标准。和合之道成为历代政治家学习效仿的一种行为手段和领导艺术,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道德取向和处事标准。和合文化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尚书·尧典》记载,尧治理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众所周知,黄帝时虽然一度统领了各个部落,或说形成了部落联盟,但是,黄帝之后,盟主更迭,纷乱杂生,中原大地部落众多如满天星斗,各据一方,各自称雄。尧从兄长帝挚那里继位后,积极倡导包容、善让的和合精神,平治水土,宾服四夷,划分九洲,重新统一了各部落,并形成部落联盟,使各部落能够相互包容、相互协商、克己忍让,和谐相处,统一管理,体现了帝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

二是,造福百姓的民本思想

帝尧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利天下而福泽万民。首先表现在发展农耕文明方面。民以食为天,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尧钦定历法、敬授民时,教民稼穑,组织大臣观测天象和气候,帮助民众按照时令节气进行农业生产,大旱之年,开凿水井,发展灌溉农业,开创了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用古朴的科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出现和发展。

尧在位时,天下洪水泛滥,严重影响部落百姓的生产、生活。他下决心解决“洪水滔天”“下民其忧”的问题。首先任用鲧治理水域,九年无功而返,又启用禹去治理洪水,使洪水得以治理。帝尧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谋利的举措,得到众多部落和百姓拥戴。这些典型事例都反映了帝尧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作为精神传承,也影响了后世数千年。《史记·五帝本纪》礼赞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其意谓,我们接近他犹如太阳一般光明,远望他犹如云霞一般灿烂,富有而不骄横,高贵而不傲慢。

三是,天下为公的德治思想

“公道”是政治清明的一块基石。帝尧在执政期间,坚持以德治国,天下为公,九族和睦,百姓爱戴,万国和合。在政治方面,尧设立“诽谤木”“敢谏鼓”,广纳建言,鼓励民众在诽谤木下大胆谏言,让天下百姓尽其言,参其政,如今的诽谤木已演变成为华表,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

他禅让帝位,选贤任能,历山访贤,首开民主政治之先河,让舜光大自己的业绩,所以,尧有揖让之德。尧是早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坚持大仁、大德标准,没有选拔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多年在外寻找,访遍四方诸侯,通过大臣推荐和自己亲自考察,选拔自己的接班人。他作为帝王的后人,从父兄手中接过君王之位,再传给自己的后人并无可厚非。但是,帝尧却把帝王之位交给了经过认真考察和社会公认的德、孝、贤能俱佳的舜。舜是中国“孝道的鼻祖”,舜又传位于治理洪水有功的禹,形成了“禅让制”。尧曾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就是不能把王位传给不贤的儿子,利一子而病天下。由此可见,帝尧不仅是部落联盟的道德表率,更是德治仁政典范。帝尧创造了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民众安居乐业的“尧天舜日”的古代盛世。帝尧的禅让之举,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其时代价值。

四是,克己朴素的节俭思想

帝尧勤政俭啬,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身体力行,倡导朴素节俭之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尧天舜日的盛世被中国历代百姓所赞叹。尧虽为王,但爱惜民力,一生恭勤节俭。《路史》讲,帝尧“勤劳不居,俭而用礼。”《韩非子·五蠹》讲,“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尧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可见其虽帝王之位,生活起居仍十分节俭。

在帝尧时代的歌谣《康衢谣》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百姓无忧无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一幅美妙的原始小康社会画面跃然眼前,一位把天下治理成和谐盛世的君王,却保持着平民百姓的本色,居一村庄,茅屋相伴,为后世树立了廉政典范。

五是,崇尚礼仪的德孝思想

帝尧用德孝标准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形成了最初的道德基础。《尧典》中记载,舜“慎微五典,五典克从”即尧在考察舜禅位时,舜能身体力行地推行五典,百姓的五种美德都能够遵从。说明五典在尧时期就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五典即五教,也就是五伦之教,也叫五常之教。《尚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据《尚书》记载,帝尧时期已经确立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大道德标准,成为中国道德体系基础。到了舜帝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尧帝的德孝思想。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通过推行帝尧的德孝思想推动了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舜帝被推崇为德孝天下的典范。德孝思想体系也就是通过自身和家庭的道德遵守,达到道德之风涵盖整个民族的优良社会风气,实现整个民族的道德大同。后世经过五大道德标准的发展又逐步引申为宋代友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尧文化以其深厚的内涵,博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融合力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不息,光耀史册。

综上所述,尧文化是中国的元典文化,是推动上古时期快速发展的先进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文化中蕴含的“克明俊德”的德政思想、“协和万邦”的和合思想、“克己节俭”的廉洁思想、“造福百姓”的民本思想、“崇尚礼仪”的德孝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薪火相传的生命基因。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展示尧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现代价值,发扬光大尧文化精神对于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有着崭新的时代意义。

三尧文化的外延及影响

尧文化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从远古的传说到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文化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始终保持连续性。特别是尧文化中蕴含的民主、科学、仁爱、德政、廉洁、法制等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尧舜禹时期所彰显的精神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千秋万世传承的文化与道德“基因”,对历代的思想史、文化史影响深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滋养和型塑作用。尧文化的外延主要是研究尧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其外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尧文化催生了儒家文化,是儒家理论的直接源头

帝尧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帝尧的思想以及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实行德政,以天下为公,推行禅让,治历明时,发展农耕文明。这启发了孔子提出世界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思想。由尧的传说、事迹、功业、道德、思想、智慧、精神等所形成的尧文化,已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明确把源头追溯到帝尧。《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孔子对帝尧更是赞叹不已《论语·泰伯》载孔子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孔子从帝尧的身上也发掘出仁、义、孝悌、智、勇的高尚品格,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的俭啬作风;选贤任能、利用贤才治理国家的思想。而且总结推行了尧时期德教礼仪,进一步确立了道德标准,这些都已成为历代大儒、后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目标。

二是,形成了对法家思想的影响,丰富了法治思想

尧文化对古代法治思想影响远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尚师先生认为:帝尧的“和合”文化及帝舜和皋陶的“明刑弼教”是中国治国思想的源头。尧舜时期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礼不足,法补之,故而接着又命皋陶为“士(理)”,治理“寇贼奸宄”,始创“德法并用”。同时皋陶在执法中贯彻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思想,这便是我国治国思想的远源。

三是,尧文化对道教文化的影响

帝尧时期形成的文化,对道教的文化也产生了影响,道教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临汾城南的尧庙始建于西晋,原在汾河以西。唐显庆三年(658),迁建到汾河以东,到了元代中统年间,历经六百年风雨庙宇已破败不堪。当时有个叫姜善信的全真教道士,请示朝廷,欲重建尧庙。元世祖忽必烈立刻恩准并在中统四年(1263)下了一道圣旨,拨给尧庙15顷土地作为缮宫香火费。当时元世祖对重建尧庙积极支持、褒奖有加,尧庙建成后,在光宅宫的后面还建有一座太上老君殿。“太上老君”,就是“老子”,道教尊崇老子为鼻祖。老子姓李,名耳,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教学派创始人,老子挥写的五千字的《道德经》就是道家的经典。《道德经》讲:“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就是说要善于以真诚无私、友爱的态度与人交往,说话诚实守信,从政善于协和治理之法,做事善于发挥长处,行动善于抓住时机。这些观点与帝尧的和合思想有相通之处。同时道教也是主张孝道的。道教关于神仙的信仰和追求,也有深刻的尧文化痕迹。在道教的神仙观中,有分管天、地、水的三官大帝,在尧庙全真教就是把尧、舜、禹分别作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水官大帝来供奉的,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说法。

四是,尧文化对当代文化的传承影响

尧文化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就是帝尧思想的传承和体现。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唐尧、虞舜功不可没。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明基因、团结基因、价值基因,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我们从“德、孝、公、廉、敬、忠”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尧文化对当代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比如,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它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心理感情,依然在发展、传承。孝道是中国人伦理文明的五义之首,无孝就谈不上其他道义了。尧文化将德与孝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独有的德孝文化。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处理自己和亲人、周边人的关系,德是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孝”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孔子曰:“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

尧文化所倡导的廉洁文化、节俭文化到现在,虽然已过去千余年,但其精神迄今仍有很多借鉴意义。无论时代如何进步,廉洁永远都是我们对国家各级干部进行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廉洁奉公是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和发扬这个传统,对于促进党政机关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促进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忠诚是我们为人处世之本,只有做人忠诚,周围人才会信任你。忠诚不仅仅是一个人人生观的体现,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必备的内在品质。“忠诚”就是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保持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在日常工作中,对事业和同事的忠诚、忠实,代表着诚信、尽职的道德要求和立身之本。总之,我们要坚持从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尧文化与新时代相融合,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进取。

尧文化是新时期增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充分挖掘尧文化的历史内涵,打造尧文化品牌不仅是增强城市文化实力和提升文化地位的有力举措,也是加快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研究挖掘历史文化的目的是古为今用,要为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一项需要做好的利国利民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简介:彭亚鸣,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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