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皋陶墓在山西还是安徽的思考文/杨益明

在中华文明的曙光初现之际，与尧、舜、禹共称为“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以其开创立法、崇尚德行的卓越贡献，成为华夏法治与德治的源头活水。然而，当后世之人试图探寻他的最终归宿时，却陷入了一片扑朔迷离的迷雾之中。他的墓冢，究竟安卧于山西的黄土高坡之上，还是静立于安徽的淠水之畔？这不仅是对一个地理位置的考证，更是对历史记忆如何被书写与传承的一次深刻反思。

破解这一迷局，首先需要直面支撑两地的核心论据。它们仿佛两条平行的线索，源于不同的逻辑起点。

一、安徽六安：文献的权威与宗法的逻辑

安徽六安的主张是以坚实的历史文献和明确的宗法传承为前提的。

正史的铁证：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明确引用《括地志》的记载：“皋陶墓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东。”这无疑是最有分量的文献佐证，直接将皋陶墓的地理坐标锁定在了今天的安徽六安。

封国印证：《史记》记载，禹封皋陶于“瀛”，后又封“六”。六安的地名，源自古“六国”。考古发现还证实了西周至春秋“六”国故城的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皋陶是偃姓部落的领袖，其子孙在“六”地立国，那么，在国都附近为始祖修建一座规模宏大、具有纪念意义的陵墓，进行国祀，便是顺理成章的政治行为。

“奉祀之墓”的核心在于，六安的皋陶墓很可能并非埋葬其有血有肉的“肉身墓”，而是 其后人和国民为追念其不朽功业而建的“始祖纪念墓” ，其权威性源自国家层面的史书记载及其正统性。

二、山西临汾：考古的语境与民俗的活水

山西的主张根植于宏大的历史脉络和生动的民间传承，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 洪洞县士师村皋陶祠 的旧址上修建了“ 华夏司法博物馆 ”，尤其是陶寺遗址的发现，使其说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

陶寺遗址的震撼：陶寺遗址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尧的都城“平阳”。这一规模空前的都邑，为尧舜禹传奇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舞台。皋陶作为联盟的核心成员，其主要政治生涯在此展开，可能性极高。从“活动场所”到“安葬地”，看似仅一步之遥。

完整的民间传说叙述：在山西临汾洪洞一带，存在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皋陶文化圈”。士师村（皋陶的官职名称）在清以前称为皋陶村，羊獬村（皋陶的神兽）、历山（舜耕之地）等地名，与古老的“接姑母迎娘娘”走亲民俗交织在一起，构筑了一个丰满立体的文化空间。这里的皋陶墓并非孤立的遗存，而是这一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纪念活动之墓”或“肉身墓”：基于传说故事的完整性，山西皋陶墓可能是一种“纪念墓”。但《史记·五帝本记》《夏本记》等均有“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的记载，平阳、蒲板、安邑均在山西南部，相距不足百公里，而且在山西陶寺周围30公里范围内，不仅有皋陶墓，还有尧陵、伯益墓等，这就使得山西的皋陶墓作为“肉身墓”的可能性极大。它源于当地人民对这位曾在此建功立业的先贤的集体记忆和朴素情感。其真实性不仅在于“肉身”存在，更在于信仰与信念的坚守。

三、思考与弥合：我们怎么理解“真”

当我们陷入“非此即彼”的争论时，或许已经错过了问题的实质。“皋陶墓”的南北之争，正好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传承路径。

安徽六安代表着史官笔法、国家正典所定义的“文献本真”，明确且权威，是后世史学考据的基石。而山西临汾则代表着民间传说和习俗祭祀所承载的“民风本真”，生动且鲜活，是流淌在人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认识：山西是皋陶政治生命的中心，是他建功立业的舞台；而安徽六安则是其宗族血脉和政治底蕴的延续地。

皋陶的“身”或许就在山西，他也许真的安息在山西的黄土之下。而皋陶的“神”却在六安，他的精神和法统随着子孙南迁，在“六”国受到了制度上的尊崇和祭祀，成为国家一级的信仰符号。

因此，这场争论的答案，或许并非简单的地理二选一。山西之墓，是对其“一生”的追忆；安徽之墓，则是他“血脉”与“法统”的承继。二者共同构成了对一位上古先贤的完整纪念。强行判定孰真孰假，无异于试图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时间的翅膀。皋陶墓的南北之辨，犹如一面明镜，将中华文明形成的繁复与多元映照得一览无余。它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刻在简牍上的文字，更是活在老百姓口中的故事，是在节日里践行的习俗。

下次我们再谈皋陶墓，可以如此表述：若我们欲探寻文献所载的国家大典，不妨前往安徽六安一探究竟，那里留存着历史的铁证；若想领略穿越千年的民间温情，则请踏上山西临汾的土地，那里蕴藏着一段生动的记忆。这两座墓葬，连同其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皆为我们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共同守护着文明源头的圣人——皋陶，为华夏点燃法治之光，为德治播撒星星之火。作 者 简 介

杨益明，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