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霍名郡三千事【2026年第009期】总第125期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曹端教学理念的现代理解

                方丰章

曹端先后在霍州、蒲州执教22年，创造了古代科举史上无人能够超越的巅峰。

咱们用数据说话。明初山西乡试举人名额是30人。先生是永乐七年担任霍州（直隶州，只管一个县）学正的，永乐九年乡试（三年一次）他的门人秦昭考了第一名——解元；永乐十二年，门人郭晟等6人中举，一个县拿回了全省五分之一的名额；永乐十五年，门人刘胜等5人中举；永乐十六年至十九年丁忧回渑池守制；永乐二十年出任蒲州（下辖五个县）学正，次年他在霍州的门人高彧等4人中举、蒲州门人谢琚等10人中举，也就是说这2州6县几乎拿走了全省一半的举人名额；宣德元年，蒲州门人荆恭等2人中举；宣德二年回任霍州，四年，霍蒲二州门人3人中举；宣德七年，霍州门人米璈中举。明初山西共4府20州77县。先生从士22年间共8次乡试，全省学子竞争240个举人名额，他在霍蒲两州的学生就拿走了32个。

这样的教学成绩，在1000多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明初理学之冠”这个称呼，绝不是随便叫的。霍蒲人幸运啊，得此名师，多少人、多少家族的命运被改变了。为先生立祠，600年来念念不忘，就不难理解了。名师的作用就是这么大。

2024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之前，《自然》杂志专门发表了一个分析，看看史上这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什么人？这个统计最有意思的发现，是这些人的师承关系。

19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叫约翰·斯特拉斯特，1906年，他的学生约瑟夫·汤姆孙也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姆孙有九个弟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两个学生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就这么一路以师徒关系传承下去，奉斯特拉斯特为祖师爷的诺贝尔奖得主居然高达228人。

截至2003年，除和平奖外，全世界总共有736人得过诺贝尔奖。斯特拉斯特和汤姆孙师徒这两个学术名师，建立了一个任何科学家都避不开的学术帝国。

名师是怎么教的？或者说教的是什么，才会取得这样的教学效果？

2020年，南方科技大学马一方教授发表了一项中美联合研究。这个研究考察了4万名科学家的“家谱”和超过100万篇论文，发现名师的确出高徒：高水平的导师能让学生得奖、成为院士和学术明星的可能性提高2到4倍。那些带弟子时自己还没有出名但未来会得大奖的导师，他们的弟子十年之后得大奖的概率比普通导师的弟子要高出5倍。马一方等人还发现，那些后来取得最大成功的弟子，成名领域恰恰不是当初他们导师的领域，他们是自己闯荡了一个新领域。

看来名师传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和学术资源，还有某种“隐藏”的能力。老师引你入行，传授你知识和研究方法，这只能算是“授业”而已，不能算“传道”。真正的名师，传授给你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事业，更重要的是老师治学的“心法”和无形的“道统”。

对这一点，600多年前，曹夫子也是有过洞察的。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载，曹夫子曾说：“《六经》《四书》圣人之糟泊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这话听起来几乎就是离经叛道，但深思之下，确是振聋发聩，道出了教学的真谛。

所谓“糟粕”，不是轻视经典，而是提醒后人不能死守章句，要把圣贤之言转化为自我体悟的路径。曹夫子强调师者当以“道”示人，而非以“迹”示人。若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考据条文，那不过是“术”的层面；而真正的传道，是要将书本字面意思背后隐藏的真谛挖掘出来，教给学生。

我们想象一下曹夫子永乐二十年到蒲州任教，次年蒲州就有10人中举。在蒲州人眼里，那简直就是奇迹啊。蒲州学子何其幸也。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肯定无法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可能的是学生们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曹夫子的作用就是“点化”了这些学子，捅破了从知识到智慧、从字面意思到背后真理的那层“窗户纸”，而这正是名师的真正价值所在。这种“点化”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与境界的提升。

现在各种知识都是公开的，你只要经过启蒙，认识几百个字，会查字典，各类知识都能够通过自学得到。如果一个人的成长仅仅是知识积累那么简单，教师这个职业似乎就可以取缔了。然而，现实远非如此。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话说，就是每门学科都有其“默会知识”，即那些无法通过明确规则和语言传达的技巧与直觉。这种知识只能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甚至“模仿”来习得。这正是教师，尤其是名师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他们不是在教你怎么解一道题，而是在教你如何思考、如何创造。这正是教育最深层的本质，它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不是复制，而是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师的“道”，不仅在课堂上，更在言谈举止间；不仅在知识的讲授中，更在人格的熏陶里。这种“道”，只有面对面才能传递，只有心与心的交流才能实现。这正是教育的温度，也是师者永恒的意义。

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更要有对“道”的领悟与践行。教师的职责，从来不只是传递知识，而是以自身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去引领学生走向更高的境界。曹夫子“弃糟粕而寻真”的主张，揭示了教育的真正使命﹣﹣启迪心灵、激发思考、唤醒潜能。教师唯有超越知识的表层，深入思想与精神的内核，才能真正发挥“传道”的作用。而这种“道”，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流动的智慧，是师者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对学生作出的回应与指引。教育的本质，正是以心传心，以道问道。

面对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面对啥都能找到，啥都能知道的学生，很多老师感到课不会备了，学没法教了。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回归教育的本质，从曹夫子的教育实践寻找启迪，重拾师者的尊严与价值。把备课教学的侧重点，从知识传授，转向思维引导与人格塑造，从单纯的知识堆砌转向启发式教学与学科心法的传授，成为学生认知成长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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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及影响

文/彭亚鸣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尧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开篇之作和奠基石。尧是以功德伟大而称著于世的“五帝”之一，唐尧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初始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民族和古国，而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就是以尧文化为直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和传承中，源自帝尧时期的文化基因，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华传统文化乃至民俗文化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推动。因此深入研究尧文化的内涵、外延，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尧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尧

文化是古代文明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上古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孕育了尧文化

临汾地处黄河中游山西南部，位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域，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生产、生活在这块沃土上，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大约4300年前，帝尧在这里建都，开辟了华夏“尧天舜日”的文明盛世，史称“尧都平阳”。几千年来，这里是中国文化史上不断组合与重组的区域。也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往来的要冲，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各大文化区系的碰撞、交流、相互融合的成果。在汾河流域，尧文化的起源首先是中原古文化，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汾河之畔的陶寺文化为代表与北方古文化的红山文化、河套文化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的碰撞交流，还有来自东方、东南方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重组、碰撞交流的结果。多元文化融合催生了华夏文明之花，在尧都平阳陶寺遗址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出现了，比如：陶器、青铜器、文字、城池、宫殿、礼器、乐器和石器等劳动工具，特别是从陶寺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礼器、石器、玉器，显然是在吸收各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这就告诉世界，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流域，晋南的中心地带，陶寺文化时期的尧、舜、禹三代圣王，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阶段。同时文明的重心和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平阳大地，陶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这里形成了最早的“古中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便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为当代考古所证实，也说明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存有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印记。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评价晋南地区文化价值时认为：“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应在此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尧文化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文化总根系中的地位。应当说尧文化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先进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尧文化的形成也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团结一致，虚怀若谷，广纳吸收，创新发展，开拓进取的优秀文化传统。

其二，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是尧文化形成的外部条件

晋南大地，表里山河，资源丰富，相对独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部落族群聚集定居的理想之地。中国人类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从这里走来实属必然。从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到2万年前的柿子滩旧石器遗址文化，从7000年前的枣园新石器文化遗址，再到43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遗址，不仅根系古远，而且传承不衰。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分析，晋南一带自然条件优越，草木旺茂，山环水抱，水源充沛，非常适宜发展原始农耕。而且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盐、铜、铁、煤等矿产资源。特别是运城的盐池，是当时重要的战略和生活资源。另外，还有中条山铜矿带、襄汾塔儿山铜、铁矿带，浮山二峰山铁矿带，这些都为尧舜禹部落的聚集、族群的定居、生产、生活及古村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尧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上古时期，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如，原始玉器的加工，《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说明要加工玉器一定要选用比玉石硬度高的矿石制成“解玉砂”来加工，所以资源条件十分重要。

据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最初的文明和传统文化不是起源于大江大河，因为大江大河一泻千里，难以驾驭，而是起源于大江大河的支流。在古代的先民们从采摘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中，由于受生产力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必然选择的是水草肥美，山环水抱的临汾、侯马等中小盆地和黄河支流等河流交汇地带。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原，这里既适合原始农耕文明的发展，又有生产、生活用水的保证既可凿窑而居，又可上山围猎、采摘，十分适合族群聚集生活。这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不起源于大江大河，而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山西的汾河、陕西的渭河、河南的洛河盆地的主要原因。

其三，尧舜禹姓氏文化是尧文化传承的血缘基础和民族根脉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姓氏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亲情文化，这种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民族团结、爱国爱家的精神源泉。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由中华姓氏文化形成的尊祖敬宗、寻根问祖、家乡家族文化认同等理念，对于传承尧文化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国家统一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临汾是帝尧古都，同时也是黄帝、炎帝、帝喾、尧、舜、禹活动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姓氏文化的发祥地。据考证，在中华姓氏文化的500个大姓中，尧舜禹及大臣后裔的姓氏就涵盖了400多个大姓，比如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随母姓，其母庆都为炎帝部落，他的父亲帝喾为黄帝部落，所以尧的后裔就是炎黄子孙。从姓氏分析，帝尧的后裔这一支分出伊、祁、陶、朱、房、傅、路、唐、刘、杜、范数十个姓氏。以目前刘姓为例人口达到7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5.4%。舜的后裔有胡、陈、姚、袁、王、虞、田、孙、车、陆等姓氏，禹的后裔有禹、夏、沈、邓、诸、鲍、曾等姓氏。尧舜禹后裔的姓氏再加上大臣后裔的姓氏就占到中国500个大姓的80%以上，可以涵盖我国人口的80%以上。这些庞大的尧舜禹及大臣后裔，都是传承和发扬光大尧文化的人脉基础，血缘基础。这种血缘基础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从尧舜的祭祀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尧庙、尧陵、尧祠和舜庙、舜陵的景象。大概从西周时代开始有了祭祀尧舜典礼，到了汉代以后，祭祀“五帝”活动上升为国家行为，祭祀尧舜形成了制度和规范。直到元明清以来祭祀尧舜典礼活动记载不断，有时把尧舜作为祖先崇拜，也有时尊为先帝祭祀。再从文献记载的尧庙、尧陵的分布来看，除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外，甚至扩散到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广西等地。几千年来，人们去尧庙、尧陵、尧祠、舜庙、舜陵祭拜，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对尧文化的认同。同时，对尧文化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所以尧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直根，能够长期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尧文化的核心内涵

尧文化内涵丰富，涵盖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多个方面，具体讲尧文化是以尧舜禹时代为背景，以传颂尧舜禹的功绩为宗旨，以崇尚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距今四五千年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大量记叙尧舜的事迹。虽然它们属于传说资料，其间掺杂着某些神话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含着基本的历史元素，特别是在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尧舜禹事迹的资料，这些资料流传下来，凝结成被千古以来人们颂扬的尧文化。同时，也证明了尧舜禹和尧舜禹时代存在的可信性。

上古时期，帝尧带领先民定居于晋南大地，推进农耕文明，催生尧文化，形成最初的国家形态，史称古唐国。唐尧作为民师帝范，文明始祖，首先开启了以德治邦的先河，尧舜禹的事迹成为教化后世的经典。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包容、善让的和合思想

帝尧倡导“亲和九族，协和万邦”的社会和谐理念，开辟了政治文明、农耕文明、社会文明之先河。尧作为一代圣君，其思想和行为举止给后代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尧宽厚仁爱、天下为公的精神，识人用人的睿智，平章百姓、凝聚天下的魅力，无不受到后世的敬仰。主要表现就是倡导和合精神。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处于中心地位，长期影响着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道德标准。和合之道成为历代政治家学习效仿的一种行为手段和领导艺术，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道德取向和处事标准。和合文化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尚书·尧典》记载，尧治理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众所周知，黄帝时虽然一度统领了各个部落，或说形成了部落联盟，但是，黄帝之后，盟主更迭，纷乱杂生，中原大地部落众多如满天星斗，各据一方，各自称雄。尧从兄长帝挚那里继位后，积极倡导包容、善让的和合精神，平治水土，宾服四夷，划分九洲，重新统一了各部落，并形成部落联盟，使各部落能够相互包容、相互协商、克己忍让，和谐相处，统一管理，体现了帝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

二是，造福百姓的民本思想

帝尧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利天下而福泽万民。首先表现在发展农耕文明方面。民以食为天，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尧钦定历法、敬授民时，教民稼穑，组织大臣观测天象和气候，帮助民众按照时令节气进行农业生产，大旱之年，开凿水井，发展灌溉农业，开创了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用古朴的科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出现和发展。

尧在位时，天下洪水泛滥，严重影响部落百姓的生产、生活。他下决心解决“洪水滔天”“下民其忧”的问题。首先任用鲧治理水域，九年无功而返，又启用禹去治理洪水，使洪水得以治理。帝尧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谋利的举措，得到众多部落和百姓拥戴。这些典型事例都反映了帝尧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作为精神传承，也影响了后世数千年。《史记·五帝本纪》礼赞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其意谓，我们接近他犹如太阳一般光明，远望他犹如云霞一般灿烂，富有而不骄横，高贵而不傲慢。

三是，天下为公的德治思想

“公道”是政治清明的一块基石。帝尧在执政期间，坚持以德治国，天下为公，九族和睦，百姓爱戴，万国和合。在政治方面，尧设立“诽谤木”“敢谏鼓”，广纳建言，鼓励民众在诽谤木下大胆谏言，让天下百姓尽其言，参其政，如今的诽谤木已演变成为华表，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

他禅让帝位，选贤任能，历山访贤，首开民主政治之先河，让舜光大自己的业绩，所以，尧有揖让之德。尧是早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坚持大仁、大德标准，没有选拔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多年在外寻找，访遍四方诸侯，通过大臣推荐和自己亲自考察，选拔自己的接班人。他作为帝王的后人，从父兄手中接过君王之位，再传给自己的后人并无可厚非。但是，帝尧却把帝王之位交给了经过认真考察和社会公认的德、孝、贤能俱佳的舜。舜是中国“孝道的鼻祖”，舜又传位于治理洪水有功的禹，形成了“禅让制”。尧曾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就是不能把王位传给不贤的儿子，利一子而病天下。由此可见，帝尧不仅是部落联盟的道德表率，更是德治仁政典范。帝尧创造了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民众安居乐业的“尧天舜日”的古代盛世。帝尧的禅让之举，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其时代价值。

四是，克己朴素的节俭思想

帝尧勤政俭啬，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身体力行，倡导朴素节俭之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尧天舜日的盛世被中国历代百姓所赞叹。尧虽为王，但爱惜民力，一生恭勤节俭。《路史》讲，帝尧“勤劳不居，俭而用礼。”《韩非子·五蠹》讲，“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尧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可见其虽帝王之位，生活起居仍十分节俭。

在帝尧时代的歌谣《康衢谣》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百姓无忧无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一幅美妙的原始小康社会画面跃然眼前，一位把天下治理成和谐盛世的君王，却保持着平民百姓的本色，居一村庄，茅屋相伴，为后世树立了廉政典范。

五是，崇尚礼仪的德孝思想

帝尧用德孝标准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形成了最初的道德基础。《尧典》中记载，舜“慎微五典，五典克从”即尧在考察舜禅位时，舜能身体力行地推行五典，百姓的五种美德都能够遵从。说明五典在尧时期就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五典即五教，也就是五伦之教，也叫五常之教。《尚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据《尚书》记载，帝尧时期已经确立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大道德标准，成为中国道德体系基础。到了舜帝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尧帝的德孝思想。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通过推行帝尧的德孝思想推动了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舜帝被推崇为德孝天下的典范。德孝思想体系也就是通过自身和家庭的道德遵守，达到道德之风涵盖整个民族的优良社会风气，实现整个民族的道德大同。后世经过五大道德标准的发展又逐步引申为宋代友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尧文化以其深厚的内涵，博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融合力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不息，光耀史册。

综上所述，尧文化是中国的元典文化，是推动上古时期快速发展的先进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文化中蕴含的“克明俊德”的德政思想、“协和万邦”的和合思想、“克己节俭”的廉洁思想、“造福百姓”的民本思想、“崇尚礼仪”的德孝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薪火相传的生命基因。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展示尧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现代价值，发扬光大尧文化精神对于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有着崭新的时代意义。

三尧文化的外延及影响

尧文化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从远古的传说到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文化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始终保持连续性。特别是尧文化中蕴含的民主、科学、仁爱、德政、廉洁、法制等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尧舜禹时期所彰显的精神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千秋万世传承的文化与道德“基因”，对历代的思想史、文化史影响深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滋养和型塑作用。尧文化的外延主要是研究尧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其外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尧文化催生了儒家文化，是儒家理论的直接源头

帝尧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帝尧的思想以及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实行德政，以天下为公，推行禅让，治历明时，发展农耕文明。这启发了孔子提出世界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思想。由尧的传说、事迹、功业、道德、思想、智慧、精神等所形成的尧文化，已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明确把源头追溯到帝尧。《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孔子对帝尧更是赞叹不已《论语·泰伯》载孔子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孔子从帝尧的身上也发掘出仁、义、孝悌、智、勇的高尚品格，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的俭啬作风；选贤任能、利用贤才治理国家的思想。而且总结推行了尧时期德教礼仪，进一步确立了道德标准，这些都已成为历代大儒、后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目标。

二是，形成了对法家思想的影响，丰富了法治思想

尧文化对古代法治思想影响远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尚师先生认为：帝尧的“和合”文化及帝舜和皋陶的“明刑弼教”是中国治国思想的源头。尧舜时期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礼不足，法补之，故而接着又命皋陶为“士（理）”，治理“寇贼奸宄”，始创“德法并用”。同时皋陶在执法中贯彻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思想，这便是我国治国思想的远源。

三是，尧文化对道教文化的影响

帝尧时期形成的文化，对道教的文化也产生了影响，道教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临汾城南的尧庙始建于西晋，原在汾河以西。唐显庆三年（658），迁建到汾河以东，到了元代中统年间，历经六百年风雨庙宇已破败不堪。当时有个叫姜善信的全真教道士，请示朝廷，欲重建尧庙。元世祖忽必烈立刻恩准并在中统四年（1263）下了一道圣旨，拨给尧庙15顷土地作为缮宫香火费。当时元世祖对重建尧庙积极支持、褒奖有加，尧庙建成后，在光宅宫的后面还建有一座太上老君殿。“太上老君”，就是“老子”，道教尊崇老子为鼻祖。老子姓李，名耳，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教学派创始人，老子挥写的五千字的《道德经》就是道家的经典。《道德经》讲：“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就是说要善于以真诚无私、友爱的态度与人交往，说话诚实守信，从政善于协和治理之法，做事善于发挥长处，行动善于抓住时机。这些观点与帝尧的和合思想有相通之处。同时道教也是主张孝道的。道教关于神仙的信仰和追求，也有深刻的尧文化痕迹。在道教的神仙观中，有分管天、地、水的三官大帝，在尧庙全真教就是把尧、舜、禹分别作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水官大帝来供奉的，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说法。

四是，尧文化对当代文化的传承影响

尧文化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就是帝尧思想的传承和体现。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唐尧、虞舜功不可没。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明基因、团结基因、价值基因，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我们从“德、孝、公、廉、敬、忠”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尧文化对当代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比如，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它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心理感情，依然在发展、传承。孝道是中国人伦理文明的五义之首，无孝就谈不上其他道义了。尧文化将德与孝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独有的德孝文化。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处理自己和亲人、周边人的关系，德是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孝”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孔子曰：“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

尧文化所倡导的廉洁文化、节俭文化到现在，虽然已过去千余年，但其精神迄今仍有很多借鉴意义。无论时代如何进步，廉洁永远都是我们对国家各级干部进行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廉洁奉公是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和发扬这个传统，对于促进党政机关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促进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忠诚是我们为人处世之本，只有做人忠诚，周围人才会信任你。忠诚不仅仅是一个人人生观的体现，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必备的内在品质。“忠诚”就是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保持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在日常工作中，对事业和同事的忠诚、忠实，代表着诚信、尽职的道德要求和立身之本。总之，我们要坚持从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尧文化与新时代相融合，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进取。

尧文化是新时期增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充分挖掘尧文化的历史内涵，打造尧文化品牌不仅是增强城市文化实力和提升文化地位的有力举措，也是加快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研究挖掘历史文化的目的是古为今用，要为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一项需要做好的利国利民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简介：彭亚鸣，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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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当代价值  董朝晖

摘要： 晋国文化悠久璀璨，600多年的风云春秋，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展现出的开放包容、变 革创新、大义担当的精神特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文章坚持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 指导思想展开分析，研究和阐释晋国文化为当代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

关键词：晋国文化；文明传承；当代价值

晋国文化特指从晋国始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660 多年里，由晋国人为主体所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形态，其开放包容、大义担当、变革创新的精神特征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高度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研究和阐释晋国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当代价值，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团结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晋国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晋国是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在立国600余年 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称霸中原一个半世纪，创造了璀璨的 晋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变革创新、大义担当的精神特征，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意义非凡。正如苏秉琦先生总结的：“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坐标已可以标示出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大约相当距今4500—2500年间的山西南部，从最初把‘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名词发展 成为北方（中原）一霸，占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近半”。

（一）开放包容，铸成博大

晋国初封时不叫晋，而叫唐。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始祖叔虞被周成王所封的唐地位于黄河、汾河以东百里 大的小国，并且深山环卫，其西北部、北部与戎狄等少数民族为邻，远离周朝王室，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部落杂居共处之地，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矛盾交错、政局不稳，晋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戎狄部落的关系。叔虞尊《唐诰》，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即用夏朝的传统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治理夏朝遗民；用戎人法度治理戎狄。这一有别于周礼的治国方略，使中原华夏民族的农耕文化同北方戎狄部落的游牧文化在碰撞中交汇、在兼并中融合，营造了一个彼此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形成了晋文化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 的文化形态。

晋国与戎狄部落的关系除了兼并融合外，还采取了联姻和结盟等多种方式。晋侯墓地M113是第一位晋侯燮父夫人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陶三足瓮、铜三足瓮和铜双耳罐带有明显戎狄文化的风格，考古专家们由此推测，燮父夫人很有可能为戎狄女子。春秋时期，较为普遍地出现了晋国国君及高级贵族娶戎狄女子作夫人的现象，比如，晋献公娶大戎子狐姬、小戎子和骊姬，晋文公娶了狄国公主 季隗，赵衰娶叔隗，都反映出晋国与戎狄的和谐、亲密关 系。晋悼公时，“魏绛和戎”，使晋国得以“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晋国开放包容的精神使得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且“天下莫强”，四方之士心向往之。“虽楚有才，晋实用之”便是最好的例证。纵观晋国的历史，晋人之所以能在褊狭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并称霸诸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国逐步形成的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求同存异的包容性 特征的文化特色。晋国“春秋二百余年之际，与戎狄相终 始”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不仅扩大了疆土和华夏文化的覆盖范围，而且奠定了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坚实基础。

（二）变革创新，顺时而动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进入了大兼并、大变革时代，那么，晋国就是变革的先驱者和创新引领者，而其变革的实质始终从国家利益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全面革除旧的宗法体制，建立新的封建制。在6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晋国始终高扬变革、创新的旗帜，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成为推动历史车轮进步的一支文化生力军。

如果说“夏政”“戎索”是一种变革创新的治国方略，催生了法制思想，使晋国成为实行最早法制的国家，那么 “改唐为晋”也体现了晋国应时而动、不法常规的做派。春 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大动荡时代，晋国顺应历史变革潮流，革除周礼，推行法治，发生了极其惨烈的嫡庶之争——曲沃代翼，经过长达67年的殊死争夺，旁系子孙入室登堂，打破了嫡长子继位的宗法制度，代表了晋国新兴封建势力，推动了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献公时期修“士蔿之法”，“始为令，国无公族焉”，加强君权、扩充军队，使晋国逐渐强大；晋文公行“郭偃之法”，政治上明贤良、赏功劳，经济上奖励垦殖，发展生产力，军事上改革兵制，作三军，实行军政合一，使晋国成为春秋霸主；公元前621年，赵盾作“赵宣子之法”，保证了晋国政局的稳定；晋景公时期，推行“范武子之法”，对内消除了卿族对公室的威胁，对外大败秦国、楚国狄族，使晋国走 出低谷；公元前573年，晋悼公继位后，任命士渥烛为太傅，命其重修“范武子之法”，任命右行辛为司空，命其重修“士蒍之法”，政治上选贤任能，军事上整肃军纪，提高作战能力，对内发展生产、轻徭薄赋、改善民生，对外行和戎之策，消除了北方后顾之忧，疲楚服郑，恢复了晋国的霸业；平公八年，晋国正卿范宣子制定了“范宣子刑书”，且铸法于鼎，开辟了公布成文法典的新时代，这不仅成为 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的标志，也是法治史上的重大变革，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晋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历史，其法治思想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顺时而动、追求进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对西周社会变革、华夏文明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法家思想的摇篮，对历代治国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三）大义担当，为天下先

诞生于古河东的晋国，最早为唐尧之地，也是夏墟所在，因此，天然地承续着尧舜禹的英雄基因，大河厚土、文化传承滋养了晋国胸怀天下的情怀和勇担大任的担当精神。

叔虞封唐，可谓临危受命，以方百里的弹丸小国，肩负起戍疆守边、辅佐周王的责任和义务；继位的燮父改唐为晋、治国安民，协助周王治理天下。西周中后期，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周王朝与周边部族冲突加剧、战争频发，晋献侯随王东征、晋穆侯讨伐戎狄，坚决捍卫周王室利益；西周晚期，王室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晋文侯杀携王，定平王，力挽危局，匡护周室，使周王室重归一统，对周朝有再造之功。晋文公元年，正当晋国百废待兴、忙于建政立法之际，周王室发生内乱，文公亲率大军，倾全国之力，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彻底解除周襄王的隐患，立下了安定周室的头功。公元前634年，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大败楚国，之后践土之盟，大会诸侯，成为霸主，晋国从此成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建立了以 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在晋文公之后的公元前613年，周顷王去世，公卿们争权夺利，发生内乱，晋国正卿赵盾平定周朝之乱，拥立周匡王继位。公元前503年，晋顷公时期，在公室式微、六卿势大的情况下，出兵勤王，平定了长 达十九年的王子朝之乱，维护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

晋国历史上的数次勤王，展现出舍我其谁、胸怀天下、大义担当的精神风范。春秋时期，晋国以一国之力，独挑东夷、西戎、南蛮以及北狄游牧民族，尊王攘夷、安定天下，代表着华夏正统，主导和引领华夏文明的进程。正如知名学者易中天所言，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 和传统文化的代表，甚至断定，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灭亡，中国历史也要被改写。

二、晋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当代中国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晋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遗存书写了历史的辉煌，不仅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在今天仍然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一）晋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特征厚植了“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开放

包容是晋文化的鲜明特征，其求同存异的胸怀让多民族文化能够和平共处，兼收并蓄，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因此，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和自信，在诸多挑战中实现了自身文化的创新，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各种利益冲突、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我们出了“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

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代中国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信任和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 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方案，也向世界展示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延伸和发展，是惠及世界各国的外交理念。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相互包容、风雨同舟、兼容并蓄、荣辱与共，才能满足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家园的现实要求，这也是发展的需要。

“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回答了怎样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对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高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的一种开放的心态、包容的气度、超凡的胆识、博大的智慧和理性 的选择，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回答世界向何 处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晋国文化变革创新的精神为当代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 明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逻辑。晋国文化中“不法先人”“因时应变”“革故鼎新”的思想反映出晋人依据时事变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作为、永不休止变革的意识，为社会的发展进步种下了改革创新的文化基因，其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改革创新依然是国富民强的不竭动力，是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改革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创新。党的二十大奏响了改 革创新发展的时代最强音。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和重任，不仅需要有更大力度、更高水平深化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更要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清醒头脑、忧患意识以及刮骨疗毒、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决心和勇气，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增添了新的内涵。改革创新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涵养着我们立足当下、开辟未来的历史眼光和思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改革创新精 神的时代化展现[2]。我们有理由坚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当代中国必将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的奇迹，谱写出雄浑壮美的时代乐章。

（三）晋国文化的担当精神培育了大国责任担当的精神境界

晋国的担当精神是中华文明精神宝库中的重要基 因，体现的是在历史关头舍我其谁的无畏气概，是肩负天下大任的浩然气魄，是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它越千年而不衰，滋养了中华民族大国担当的精神境界。

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古国，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致力于带动全球发展。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改革的今天，中国政府立足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赋予全球治理新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内涵，以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贡献了中国智慧。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肆虐的严峻形势，在我国抗疫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款捐物、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派遣抗疫医疗专家团队，支持世界各国的抗疫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温情诠释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然而，这绝非全球特 殊时期的偶然行为，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责任担当的基 因衍生出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不断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结语

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晋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思想营养和实践智慧，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高度契合。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当代中国实践中阐释解读；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生命力，才能为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延续发展进步提供精神 滋养和智力支持。

作者简介：董朝晖，现任临汾市博物馆副馆长，曲沃晋国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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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子王城 ——刘渊与隰县的千年古都印记 文/张秀虹

晋西吕梁山南端，紫荆山如横卧的巨龙蜿蜒起伏，绵延数百里。山脚下，紫川河三千年潺潺流淌，孕育了底蕴深厚的紫川文明，更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风云变幻。春秋时晋献公封重耳于此，为这位春秋霸主埋下崛起伏笔；公元307年，匈奴首领刘渊在这片古称“蒲子”的土地（今山西隰县）称帝定都，国号为汉，让隰县跻身山西14处古都之列，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王城印记。

“古都”二字承载着厚重意义，它既是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权力象征、文化枢纽与经济重镇，是一个时代文明的缩影。当代学者侯雨坚与中外地理学家总结出古都选址的通用准则：四大原则——区域中心地、内制外拓、故地人和、因地制宜；三个条件——岔路口（交通要冲）、谷仓（物产丰饶）、要塞（军事险地）；三个核心要素——经济基础、军事屏障、地理位置。隰县能在西晋末年成为匈奴政权都城，绝非偶然。

紫荆山构成天然军事屏障，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格局；紫川河贯穿全境，既提供充足水源，又造就河谷沃土，宜农宜牧；宏观区位上，隰县地处晋西与陕北、内蒙古交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既是控制边疆的战略要地，也是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完全契合古都选址的严苛标准。这片山河环抱之地，自古藏龙卧虎，刘渊的定都，不过是为其千年王者地象续写的传奇。

文武双全的匈奴英才

“一物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出自匈奴贵族刘渊之口。这位汉赵政权的开创者，字元海（？-310年），是西汉冒顿单于后裔，出身匈奴上层贵族，父亲刘豹为曹魏左部帅，长期居太原统领匈奴左部。

匈奴本活跃于大漠南北，公元46年蒙古草原遭遇特大旱灾后，人口锐减大半，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单于呼韩邪率部南迁西河地区，建王庭于离石；曹魏时匈奴被分为五部，南部三千落（户）定居蒲子地区（今交口、隰县、蒲县一带）。因西汉时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为阏氏，其后代便以“汉外甥”自居，改随母姓为刘，这一身份认同成为刘渊日后崛起的重要政治资本。

史载刘渊“体貌伟岸，姿仪不凡”，《晋书・刘元海载记》描述他“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被视为“异人之相”。他自幼聪慧，对汉文化兴趣浓厚，拜汉末名儒崔游为师，系统研习《毛诗》《京氏易》《春秋左氏传》《孙子兵法》等典籍，兼览《史记》《汉书》与诸子百家，打下坚实汉学根基。

刘渊曾与同门议论历史人物，认为刘邦麾下随何、陆贾有文无武，周勃、灌婴有武无文，皆有偏废。这份洞察让他立志文武双全，在研习文典之余发愤修习骑射，终成“猿臂善射，膂力过人”的奇才。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以质子身份留居洛阳，深入学习中原典章制度与礼仪文化，多次参与西晋元会大典，见证王朝威仪，其才识赢得司马昭赏识。

咸宁五年（279年），刘渊承袭父职任代理左部帅，太康十年（289年）升任北部都尉。在任期间，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不仅凝聚匈奴五部俊杰，更吸引幽冀儒生千里投奔。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继位后，刘渊被外戚杨骏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手握匈奴五部兵权。元康末年（300年），刘渊因部人叛逃被免官，后得成都王司马颖举荐，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重获施展抱负的机会。晋武帝曾盛赞：“刘渊的容颜仪表，即便春秋由余、汉代金日磾也不能企及。”外戚王济更是补充：“其文武才干远超二人，若委以东南重任，吴会可定。”

乱世崛起的兴国之路

“时势造英雄”，西晋末年的动荡时局，为刘渊提供了绝佳的历史舞台。西晋建立于265年，晋武帝统一后曾有“太康之治”，但晚年分封诸王，埋下内乱隐患。290年晋惠帝继位，这位昏愚到问出“何不食肉糜”的君主，根本无法驾驭朝政。

晋惠帝时期，外戚杨骏独揽大权，引发皇后贾南风与宗室诸王不满。贾南风阴险狡诈，于291年发动政变诛杀杨骏，随后又设计处死楚王司马玮，独断专行。此举引发宗室诸王反弹，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等八王为争夺权力相互攻伐，“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战火席卷北方。《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户籍人口锐减至汉代的十分之一，西晋统治秩序彻底崩溃。

乱世之中，匈奴贵族看到复兴契机。刘渊的堂祖父刘宣等人秘密商议：“司马氏骨肉相残，天下动荡，正是我们复兴祖业的良机！左贤王刘渊才德绝世，岂非上天赐予的领袖？”这番议论点燃了刘渊的雄心。

永安元年（304年），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混战，刘渊时任司马颖麾下宁朔将军。当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率十万大军讨伐司马颖时，刘渊主动请命：“二镇兵势强盛，宿卫难以抵挡，我愿返回五部募集兵勇，为殿下赴难。”面对司马颖的迟疑，刘渊慷慨陈词：“殿下乃武帝之子，威望广布，征发五部易如反掌。王浚、司马腾不足为惧，若弃邺城示弱，必将失势丧权。”司马颖大喜，任命刘渊为北部单于、参丞相军事，令其速返五部募兵。

刘渊即刻奔赴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与刘宣汇合，短短二十天聚众五万，自号大单于。不久司马颖战败逃亡洛阳，刘渊本欲出兵救援，却被刘宣劝阻：“晋朝待我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反晋被杀，此乃奇耻大辱！如今司马氏自相残杀，上天授天下于我们，当复兴呼韩邪基业，岂能救援仇敌？”

刘渊恍然大悟：“英雄当为高山峻岭，而非小丘！大禹出自东夷，周文王生于西夷，帝王之位在德不在族。我们有十万劲旅，摧垮西晋易如反掌。但晋民未必认同匈奴，汉朝恩泽深远，刘备以一州之地抗衡天下。我乃汉家外甥，兄亡弟绍，正当立国称汉，尊奉刘禅，以收民心。”这一决策尽显其政治智慧。

永兴元年（304年）十一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筑台，僭称汉王，定国号“汉”（史称汉赵、前赵），改元元熙，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他采取“胡汉合璧”的用人策略，以刘宣为丞相，同时任命汉人名儒崔游为御史大夫、卢植曾孙卢志为太师，既巩固匈奴贵族核心地位，又争取中原士族支持，远人归附者达数万之众。

定都蒲子的战略抉择

左国城偏居北方，不利于向洛阳、长安进军，迁都成为刘渊实现“效仿汉高祖统一天下”抱负的必然选择。最终选定蒲子（今隰县），背后是深谋远虑的战略考量。

关于迁都原因，《晋书・刘琨传》记载“琨密遣离间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但这一说法遭司马光驳斥。彼时刘琨初任并州刺史，孤身出洛阳，仅募集千余散兵，军府草创，兵微将寡，且身为文官带兵，根本不足以威胁兵强马壮的刘渊。《晋书》对刘琨“素奢豪，嗜声色”的评价，也暗示其传记或有浮夸成分，这一观点得到后世学者认同。

刘渊迁都蒲子的真正原因，首先在于战略区位优势。蒲子地处吕梁山南端，靠近河东地区，而河东是连接长安与洛阳的战略要地、西晋物资基地。迁都于此，既缩短了进军中原的距离，又能控制河东交通与物资，为征伐奠定基础，正如大臣刘殷、王育所言：“平定河东，攻克长安，以关中之势席卷洛阳，易如反掌。”

其次是地理环境优越。蒲子三面环山，紫荆山、石楼山、吕梁山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紫川河横贯全境，河谷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完全满足“岔路口、谷仓、要塞”的古都条件。温和的气候也更适合人口聚居与城市发展。

再者是历史文化积淀。蒲子曾是晋文公重耳的封地，这位春秋霸主的传奇故事，能提升政权合法性与号召力。同时，这里作为农牧文明交汇地带，当地百姓兼具中原与游牧文化背景，有利于刘渊整合胡汉力量。

最后是现实形势需求。永兴二年（305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岁大饥，人相食”，而蒲子物产丰饶，能保障都城粮食供应。此外，司马腾战败后，西晋在并州仍有残余势力，南迁都蒲子既能应对反扑，又能扩大统治范围。

永兴二年，刘渊先迁居黎亭就食，随后着手筹备迁都。经过一年准备，永嘉元年（307年），刘渊正式定都蒲子。迁都后，汉赵政权迅速扩张，先后攻破蒲阪（今永济）、平阳（今临汾西南），平阳太守宋抽仓皇逃窜。上郡鲜卑陆逐延、氐族大单于单征、东莱豪强王弥及石勒等相继归附，汉赵势力雄霸北方。

永嘉二年（308年）十月初三，刘渊在蒲子南郊筑坛祭天，正式称帝，改元“永凤”。他大封宗室功臣：封子刘和为大司马、梁王，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雁门郡公，宗室按亲疏封郡县王，异姓功臣依功绩封公侯。政权建设上，刘渊完全效仿汉制，设立三公九卿，制定礼乐法度，蒲子城成为北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激增，呈现欣欣向荣之态。

古都遗韵的千年回响

蒲子作为都城的时光并未长久。永嘉三年（309年）冬十月，太史令鲜于修之上言：“蒲子地形崎岖，非可久安；平阳有紫气，乃陶唐旧都，上应天象，下合地气。”刘渊采纳建议，迁都平阳（今临汾西南），改元“河瑞”。

迁都后，刘渊派遣刘聪、王弥进攻洛阳，先后于永嘉三年八月、十月两度兵临城下，但均因西晋守军抵抗与粮草不济撤军。两次出征失利让刘渊身体状况恶化，永嘉四年（310年）七月，刘渊病重，召太宰刘欢乐等宗室重臣辅政，当月己卯日病逝，享年约六十岁。太子刘和继位后欲铲除弟弟刘聪，引发宫廷内乱，最终刘聪杀刘和自立。同年九月，刘渊被安葬于永光陵，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在位仅七年。

刘渊定都隰县的历史虽短暂，却为这座晋西小城留下了深远印记。定都期间，刘渊大规模修筑城池、宫殿、官署与粮仓，蒲子城以紫川河为界，东城为宫城与官署区，西城为居民区与商业区，宫城宏伟，市井繁荣。经济上，“劝课农桑”政策让农业、畜牧业蓬勃发展，商业上四方商旅云集，手工业中冶铁、制陶、建筑行业技艺精进，蒲子成为乱世中难得的安宁之地与经济孤岛。

文化上，刘渊推行“胡汉融合”，在都城设立学校，聘请汉儒讲学，鼓励匈奴贵族学汉文化，同时允许汉人研习匈奴骑射，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如今隰县流传的相关民间传说，正是这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千年岁月流转，王城遗迹虽已湮没，但紫荆山依旧巍峨，紫川河依旧奔流。刘渊与蒲子的故事，早已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缩影。隰县因刘渊跻身古都，“三晋雄邦”“河东重镇”的美誉离不开这段历史滋养；刘渊也借蒲子的战略支撑，迈出了逐鹿中原的关键一步，二者相互成就的传奇，为黄河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隰县以“古都文化”为名片发展文旅产业，让千年王城印记重焕生机。当游客追寻刘渊与蒲子王城的足迹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古都的厚重底蕴，更是华夏文明多元融合、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段跨越千年的史话，终将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继续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张秀虹，隰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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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霍名郡三千事【2026年第009期】总第125期 

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曹端教学理念的现代理解

                方丰章

曹端先后在霍州、蒲州执教22年，创造了古代科举史上无人能够超越的巅峰。

咱们用数据说话。明初山西乡试举人名额是30人。先生是永乐七年担任霍州（直隶州，只管一个县）学正的，永乐九年乡试（三年一次）他的门人秦昭考了第一名——解元；永乐十二年，门人郭晟等6人中举，一个县拿回了全省五分之一的名额；永乐十五年，门人刘胜等5人中举；永乐十六年至十九年丁忧回渑池守制；永乐二十年出任蒲州（下辖五个县）学正，次年他在霍州的门人高彧等4人中举、蒲州门人谢琚等10人中举，也就是说这2州6县几乎拿走了全省一半的举人名额；宣德元年，蒲州门人荆恭等2人中举；宣德二年回任霍州，四年，霍蒲二州门人3人中举；宣德七年，霍州门人米璈中举。明初山西共4府20州77县。先生从士22年间共8次乡试，全省学子竞争240个举人名额，他在霍蒲两州的学生就拿走了32个。

这样的教学成绩，在1000多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明初理学之冠”这个称呼，绝不是随便叫的。霍蒲人幸运啊，得此名师，多少人、多少家族的命运被改变了。为先生立祠，600年来念念不忘，就不难理解了。名师的作用就是这么大。

2024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之前，《自然》杂志专门发表了一个分析，看看史上这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什么人？这个统计最有意思的发现，是这些人的师承关系。

19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叫约翰·斯特拉斯特，1906年，他的学生约瑟夫·汤姆孙也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姆孙有九个弟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两个学生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就这么一路以师徒关系传承下去，奉斯特拉斯特为祖师爷的诺贝尔奖得主居然高达228人。

截至2003年，除和平奖外，全世界总共有736人得过诺贝尔奖。斯特拉斯特和汤姆孙师徒这两个学术名师，建立了一个任何科学家都避不开的学术帝国。

名师是怎么教的？或者说教的是什么，才会取得这样的教学效果？

2020年，南方科技大学马一方教授发表了一项中美联合研究。这个研究考察了4万名科学家的“家谱”和超过100万篇论文，发现名师的确出高徒：高水平的导师能让学生得奖、成为院士和学术明星的可能性提高2到4倍。那些带弟子时自己还没有出名但未来会得大奖的导师，他们的弟子十年之后得大奖的概率比普通导师的弟子要高出5倍。马一方等人还发现，那些后来取得最大成功的弟子，成名领域恰恰不是当初他们导师的领域，他们是自己闯荡了一个新领域。

看来名师传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和学术资源，还有某种“隐藏”的能力。老师引你入行，传授你知识和研究方法，这只能算是“授业”而已，不能算“传道”。真正的名师，传授给你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事业，更重要的是老师治学的“心法”和无形的“道统”。

对这一点，600多年前，曹夫子也是有过洞察的。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载，曹夫子曾说：“《六经》《四书》圣人之糟泊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这话听起来几乎就是离经叛道，但深思之下，确是振聋发聩，道出了教学的真谛。

所谓“糟粕”，不是轻视经典，而是提醒后人不能死守章句，要把圣贤之言转化为自我体悟的路径。曹夫子强调师者当以“道”示人，而非以“迹”示人。若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考据条文，那不过是“术”的层面；而真正的传道，是要将书本字面意思背后隐藏的真谛挖掘出来，教给学生。

我们想象一下曹夫子永乐二十年到蒲州任教，次年蒲州就有10人中举。在蒲州人眼里，那简直就是奇迹啊。蒲州学子何其幸也。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肯定无法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可能的是学生们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曹夫子的作用就是“点化”了这些学子，捅破了从知识到智慧、从字面意思到背后真理的那层“窗户纸”，而这正是名师的真正价值所在。这种“点化”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与境界的提升。

现在各种知识都是公开的，你只要经过启蒙，认识几百个字，会查字典，各类知识都能够通过自学得到。如果一个人的成长仅仅是知识积累那么简单，教师这个职业似乎就可以取缔了。然而，现实远非如此。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话说，就是每门学科都有其“默会知识”，即那些无法通过明确规则和语言传达的技巧与直觉。这种知识只能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甚至“模仿”来习得。这正是教师，尤其是名师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他们不是在教你怎么解一道题，而是在教你如何思考、如何创造。这正是教育最深层的本质，它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不是复制，而是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师的“道”，不仅在课堂上，更在言谈举止间；不仅在知识的讲授中，更在人格的熏陶里。这种“道”，只有面对面才能传递，只有心与心的交流才能实现。这正是教育的温度，也是师者永恒的意义。

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更要有对“道”的领悟与践行。教师的职责，从来不只是传递知识，而是以自身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去引领学生走向更高的境界。曹夫子“弃糟粕而寻真”的主张，揭示了教育的真正使命﹣﹣启迪心灵、激发思考、唤醒潜能。教师唯有超越知识的表层，深入思想与精神的内核，才能真正发挥“传道”的作用。而这种“道”，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流动的智慧，是师者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对学生作出的回应与指引。教育的本质，正是以心传心，以道问道。

面对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面对啥都能找到，啥都能知道的学生，很多老师感到课不会备了，学没法教了。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回归教育的本质，从曹夫子的教育实践寻找启迪，重拾师者的尊严与价值。把备课教学的侧重点，从知识传授，转向思维引导与人格塑造，从单纯的知识堆砌转向启发式教学与学科心法的传授，成为学生认知成长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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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及影响

文/彭亚鸣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尧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开篇之作和奠基石。尧是以功德伟大而称著于世的“五帝”之一，唐尧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初始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民族和古国，而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就是以尧文化为直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和传承中，源自帝尧时期的文化基因，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华传统文化乃至民俗文化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推动。因此深入研究尧文化的内涵、外延，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尧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尧

文化是古代文明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上古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孕育了尧文化

临汾地处黄河中游山西南部，位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域，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生产、生活在这块沃土上，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大约4300年前，帝尧在这里建都，开辟了华夏“尧天舜日”的文明盛世，史称“尧都平阳”。几千年来，这里是中国文化史上不断组合与重组的区域。也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往来的要冲，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各大文化区系的碰撞、交流、相互融合的成果。在汾河流域，尧文化的起源首先是中原古文化，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汾河之畔的陶寺文化为代表与北方古文化的红山文化、河套文化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的碰撞交流，还有来自东方、东南方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重组、碰撞交流的结果。多元文化融合催生了华夏文明之花，在尧都平阳陶寺遗址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出现了，比如：陶器、青铜器、文字、城池、宫殿、礼器、乐器和石器等劳动工具，特别是从陶寺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礼器、石器、玉器，显然是在吸收各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这就告诉世界，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流域，晋南的中心地带，陶寺文化时期的尧、舜、禹三代圣王，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阶段。同时文明的重心和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平阳大地，陶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这里形成了最早的“古中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便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为当代考古所证实，也说明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存有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印记。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评价晋南地区文化价值时认为：“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应在此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尧文化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文化总根系中的地位。应当说尧文化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先进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尧文化的形成也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团结一致，虚怀若谷，广纳吸收，创新发展，开拓进取的优秀文化传统。

其二，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是尧文化形成的外部条件

晋南大地，表里山河，资源丰富，相对独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部落族群聚集定居的理想之地。中国人类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从这里走来实属必然。从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到2万年前的柿子滩旧石器遗址文化，从7000年前的枣园新石器文化遗址，再到43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遗址，不仅根系古远，而且传承不衰。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分析，晋南一带自然条件优越，草木旺茂，山环水抱，水源充沛，非常适宜发展原始农耕。而且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盐、铜、铁、煤等矿产资源。特别是运城的盐池，是当时重要的战略和生活资源。另外，还有中条山铜矿带、襄汾塔儿山铜、铁矿带，浮山二峰山铁矿带，这些都为尧舜禹部落的聚集、族群的定居、生产、生活及古村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尧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上古时期，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如，原始玉器的加工，《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说明要加工玉器一定要选用比玉石硬度高的矿石制成“解玉砂”来加工，所以资源条件十分重要。

据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最初的文明和传统文化不是起源于大江大河，因为大江大河一泻千里，难以驾驭，而是起源于大江大河的支流。在古代的先民们从采摘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中，由于受生产力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必然选择的是水草肥美，山环水抱的临汾、侯马等中小盆地和黄河支流等河流交汇地带。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原，这里既适合原始农耕文明的发展，又有生产、生活用水的保证既可凿窑而居，又可上山围猎、采摘，十分适合族群聚集生活。这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不起源于大江大河，而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山西的汾河、陕西的渭河、河南的洛河盆地的主要原因。

其三，尧舜禹姓氏文化是尧文化传承的血缘基础和民族根脉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姓氏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亲情文化，这种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民族团结、爱国爱家的精神源泉。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由中华姓氏文化形成的尊祖敬宗、寻根问祖、家乡家族文化认同等理念，对于传承尧文化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国家统一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临汾是帝尧古都，同时也是黄帝、炎帝、帝喾、尧、舜、禹活动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姓氏文化的发祥地。据考证，在中华姓氏文化的500个大姓中，尧舜禹及大臣后裔的姓氏就涵盖了400多个大姓，比如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随母姓，其母庆都为炎帝部落，他的父亲帝喾为黄帝部落，所以尧的后裔就是炎黄子孙。从姓氏分析，帝尧的后裔这一支分出伊、祁、陶、朱、房、傅、路、唐、刘、杜、范数十个姓氏。以目前刘姓为例人口达到7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5.4%。舜的后裔有胡、陈、姚、袁、王、虞、田、孙、车、陆等姓氏，禹的后裔有禹、夏、沈、邓、诸、鲍、曾等姓氏。尧舜禹后裔的姓氏再加上大臣后裔的姓氏就占到中国500个大姓的80%以上，可以涵盖我国人口的80%以上。这些庞大的尧舜禹及大臣后裔，都是传承和发扬光大尧文化的人脉基础，血缘基础。这种血缘基础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从尧舜的祭祀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尧庙、尧陵、尧祠和舜庙、舜陵的景象。大概从西周时代开始有了祭祀尧舜典礼，到了汉代以后，祭祀“五帝”活动上升为国家行为，祭祀尧舜形成了制度和规范。直到元明清以来祭祀尧舜典礼活动记载不断，有时把尧舜作为祖先崇拜，也有时尊为先帝祭祀。再从文献记载的尧庙、尧陵的分布来看，除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些中原地区外，甚至扩散到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广西等地。几千年来，人们去尧庙、尧陵、尧祠、舜庙、舜陵祭拜，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对尧文化的认同。同时，对尧文化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所以尧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条直根，能够长期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尧文化的核心内涵

尧文化内涵丰富，涵盖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多个方面，具体讲尧文化是以尧舜禹时代为背景，以传颂尧舜禹的功绩为宗旨，以崇尚道德，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距今四五千年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大量记叙尧舜的事迹。虽然它们属于传说资料，其间掺杂着某些神话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含着基本的历史元素，特别是在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尧舜禹事迹的资料，这些资料流传下来，凝结成被千古以来人们颂扬的尧文化。同时，也证明了尧舜禹和尧舜禹时代存在的可信性。

上古时期，帝尧带领先民定居于晋南大地，推进农耕文明，催生尧文化，形成最初的国家形态，史称古唐国。唐尧作为民师帝范，文明始祖，首先开启了以德治邦的先河，尧舜禹的事迹成为教化后世的经典。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包容、善让的和合思想

帝尧倡导“亲和九族，协和万邦”的社会和谐理念，开辟了政治文明、农耕文明、社会文明之先河。尧作为一代圣君，其思想和行为举止给后代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尧宽厚仁爱、天下为公的精神，识人用人的睿智，平章百姓、凝聚天下的魅力，无不受到后世的敬仰。主要表现就是倡导和合精神。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处于中心地位，长期影响着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道德标准。和合之道成为历代政治家学习效仿的一种行为手段和领导艺术，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道德取向和处事标准。和合文化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尚书·尧典》记载，尧治理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众所周知，黄帝时虽然一度统领了各个部落，或说形成了部落联盟，但是，黄帝之后，盟主更迭，纷乱杂生，中原大地部落众多如满天星斗，各据一方，各自称雄。尧从兄长帝挚那里继位后，积极倡导包容、善让的和合精神，平治水土，宾服四夷，划分九洲，重新统一了各部落，并形成部落联盟，使各部落能够相互包容、相互协商、克己忍让，和谐相处，统一管理，体现了帝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

二是，造福百姓的民本思想

帝尧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利天下而福泽万民。首先表现在发展农耕文明方面。民以食为天，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尧钦定历法、敬授民时，教民稼穑，组织大臣观测天象和气候，帮助民众按照时令节气进行农业生产，大旱之年，开凿水井，发展灌溉农业，开创了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用古朴的科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农耕文明的出现和发展。

尧在位时，天下洪水泛滥，严重影响部落百姓的生产、生活。他下决心解决“洪水滔天”“下民其忧”的问题。首先任用鲧治理水域，九年无功而返，又启用禹去治理洪水，使洪水得以治理。帝尧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谋利的举措，得到众多部落和百姓拥戴。这些典型事例都反映了帝尧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作为精神传承，也影响了后世数千年。《史记·五帝本纪》礼赞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其意谓，我们接近他犹如太阳一般光明，远望他犹如云霞一般灿烂，富有而不骄横，高贵而不傲慢。

三是，天下为公的德治思想

“公道”是政治清明的一块基石。帝尧在执政期间，坚持以德治国，天下为公，九族和睦，百姓爱戴，万国和合。在政治方面，尧设立“诽谤木”“敢谏鼓”，广纳建言，鼓励民众在诽谤木下大胆谏言，让天下百姓尽其言，参其政，如今的诽谤木已演变成为华表，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

他禅让帝位，选贤任能，历山访贤，首开民主政治之先河，让舜光大自己的业绩，所以，尧有揖让之德。尧是早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坚持大仁、大德标准，没有选拔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是多年在外寻找，访遍四方诸侯，通过大臣推荐和自己亲自考察，选拔自己的接班人。他作为帝王的后人，从父兄手中接过君王之位，再传给自己的后人并无可厚非。但是，帝尧却把帝王之位交给了经过认真考察和社会公认的德、孝、贤能俱佳的舜。舜是中国“孝道的鼻祖”，舜又传位于治理洪水有功的禹，形成了“禅让制”。尧曾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就是不能把王位传给不贤的儿子，利一子而病天下。由此可见，帝尧不仅是部落联盟的道德表率，更是德治仁政典范。帝尧创造了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民众安居乐业的“尧天舜日”的古代盛世。帝尧的禅让之举，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其时代价值。

四是，克己朴素的节俭思想

帝尧勤政俭啬，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身体力行，倡导朴素节俭之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尧天舜日的盛世被中国历代百姓所赞叹。尧虽为王，但爱惜民力，一生恭勤节俭。《路史》讲，帝尧“勤劳不居，俭而用礼。”《韩非子·五蠹》讲，“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尧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可见其虽帝王之位，生活起居仍十分节俭。

在帝尧时代的歌谣《康衢谣》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百姓无忧无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一幅美妙的原始小康社会画面跃然眼前，一位把天下治理成和谐盛世的君王，却保持着平民百姓的本色，居一村庄，茅屋相伴，为后世树立了廉政典范。

五是，崇尚礼仪的德孝思想

帝尧用德孝标准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形成了最初的道德基础。《尧典》中记载，舜“慎微五典，五典克从”即尧在考察舜禅位时，舜能身体力行地推行五典，百姓的五种美德都能够遵从。说明五典在尧时期就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五典即五教，也就是五伦之教，也叫五常之教。《尚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据《尚书》记载，帝尧时期已经确立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大道德标准，成为中国道德体系基础。到了舜帝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尧帝的德孝思想。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通过推行帝尧的德孝思想推动了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舜帝被推崇为德孝天下的典范。德孝思想体系也就是通过自身和家庭的道德遵守，达到道德之风涵盖整个民族的优良社会风气，实现整个民族的道德大同。后世经过五大道德标准的发展又逐步引申为宋代友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尧文化以其深厚的内涵，博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融合力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不息，光耀史册。

综上所述，尧文化是中国的元典文化，是推动上古时期快速发展的先进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文化中蕴含的“克明俊德”的德政思想、“协和万邦”的和合思想、“克己节俭”的廉洁思想、“造福百姓”的民本思想、“崇尚礼仪”的德孝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薪火相传的生命基因。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展示尧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现代价值，发扬光大尧文化精神对于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有着崭新的时代意义。

三尧文化的外延及影响

尧文化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从远古的传说到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文化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始终保持连续性。特别是尧文化中蕴含的民主、科学、仁爱、德政、廉洁、法制等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尧舜禹时期所彰显的精神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千秋万世传承的文化与道德“基因”，对历代的思想史、文化史影响深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滋养和型塑作用。尧文化的外延主要是研究尧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其外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尧文化催生了儒家文化，是儒家理论的直接源头

帝尧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帝尧的思想以及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他实行德政，以天下为公，推行禅让，治历明时，发展农耕文明。这启发了孔子提出世界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思想。由尧的传说、事迹、功业、道德、思想、智慧、精神等所形成的尧文化，已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明确把源头追溯到帝尧。《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孔子对帝尧更是赞叹不已《论语·泰伯》载孔子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孔子从帝尧的身上也发掘出仁、义、孝悌、智、勇的高尚品格，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的俭啬作风；选贤任能、利用贤才治理国家的思想。而且总结推行了尧时期德教礼仪，进一步确立了道德标准，这些都已成为历代大儒、后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目标。

二是，形成了对法家思想的影响，丰富了法治思想

尧文化对古代法治思想影响远大。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尚师先生认为：帝尧的“和合”文化及帝舜和皋陶的“明刑弼教”是中国治国思想的源头。尧舜时期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礼不足，法补之，故而接着又命皋陶为“士（理）”，治理“寇贼奸宄”，始创“德法并用”。同时皋陶在执法中贯彻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思想，这便是我国治国思想的远源。

三是，尧文化对道教文化的影响

帝尧时期形成的文化，对道教的文化也产生了影响，道教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临汾城南的尧庙始建于西晋，原在汾河以西。唐显庆三年（658），迁建到汾河以东，到了元代中统年间，历经六百年风雨庙宇已破败不堪。当时有个叫姜善信的全真教道士，请示朝廷，欲重建尧庙。元世祖忽必烈立刻恩准并在中统四年（1263）下了一道圣旨，拨给尧庙15顷土地作为缮宫香火费。当时元世祖对重建尧庙积极支持、褒奖有加，尧庙建成后，在光宅宫的后面还建有一座太上老君殿。“太上老君”，就是“老子”，道教尊崇老子为鼻祖。老子姓李，名耳，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教学派创始人，老子挥写的五千字的《道德经》就是道家的经典。《道德经》讲：“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就是说要善于以真诚无私、友爱的态度与人交往，说话诚实守信，从政善于协和治理之法，做事善于发挥长处，行动善于抓住时机。这些观点与帝尧的和合思想有相通之处。同时道教也是主张孝道的。道教关于神仙的信仰和追求，也有深刻的尧文化痕迹。在道教的神仙观中，有分管天、地、水的三官大帝，在尧庙全真教就是把尧、舜、禹分别作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水官大帝来供奉的，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说法。

四是，尧文化对当代文化的传承影响

尧文化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就是帝尧思想的传承和体现。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唐尧、虞舜功不可没。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明基因、团结基因、价值基因，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我们从“德、孝、公、廉、敬、忠”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尧文化对当代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比如，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它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心理感情，依然在发展、传承。孝道是中国人伦理文明的五义之首，无孝就谈不上其他道义了。尧文化将德与孝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独有的德孝文化。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处理自己和亲人、周边人的关系，德是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孝”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孔子曰：“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

尧文化所倡导的廉洁文化、节俭文化到现在，虽然已过去千余年，但其精神迄今仍有很多借鉴意义。无论时代如何进步，廉洁永远都是我们对国家各级干部进行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廉洁奉公是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和发扬这个传统，对于促进党政机关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促进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忠诚是我们为人处世之本，只有做人忠诚，周围人才会信任你。忠诚不仅仅是一个人人生观的体现，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必备的内在品质。“忠诚”就是对党、国家、人民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质，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保持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在日常工作中，对事业和同事的忠诚、忠实，代表着诚信、尽职的道德要求和立身之本。总之，我们要坚持从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尧文化与新时代相融合，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进取。

尧文化是新时期增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充分挖掘尧文化的历史内涵，打造尧文化品牌不仅是增强城市文化实力和提升文化地位的有力举措，也是加快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研究挖掘历史文化的目的是古为今用，要为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一项需要做好的利国利民的基础性工作。

作者简介：彭亚鸣，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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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当代价值  董朝晖

摘要： 晋国文化悠久璀璨，600多年的风云春秋，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和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展现出的开放包容、变 革创新、大义担当的精神特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文章坚持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 指导思想展开分析，研究和阐释晋国文化为当代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

关键词：晋国文化；文明传承；当代价值

晋国文化特指从晋国始封到韩、赵、魏三家分晋660 多年里，由晋国人为主体所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形态，其开放包容、大义担当、变革创新的精神特征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高度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研究和阐释晋国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当代价值，对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团结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晋国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晋国是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在立国600余年 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称霸中原一个半世纪，创造了璀璨的 晋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变革创新、大义担当的精神特征，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意义非凡。正如苏秉琦先生总结的：“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坐标已可以标示出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大约相当距今4500—2500年间的山西南部，从最初把‘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名词发展 成为北方（中原）一霸，占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近半”。

（一）开放包容，铸成博大

晋国初封时不叫晋，而叫唐。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始祖叔虞被周成王所封的唐地位于黄河、汾河以东百里 大的小国，并且深山环卫，其西北部、北部与戎狄等少数民族为邻，远离周朝王室，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部落杂居共处之地，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矛盾交错、政局不稳，晋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戎狄部落的关系。叔虞尊《唐诰》，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即用夏朝的传统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治理夏朝遗民；用戎人法度治理戎狄。这一有别于周礼的治国方略，使中原华夏民族的农耕文化同北方戎狄部落的游牧文化在碰撞中交汇、在兼并中融合，营造了一个彼此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形成了晋文化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 的文化形态。

晋国与戎狄部落的关系除了兼并融合外，还采取了联姻和结盟等多种方式。晋侯墓地M113是第一位晋侯燮父夫人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陶三足瓮、铜三足瓮和铜双耳罐带有明显戎狄文化的风格，考古专家们由此推测，燮父夫人很有可能为戎狄女子。春秋时期，较为普遍地出现了晋国国君及高级贵族娶戎狄女子作夫人的现象，比如，晋献公娶大戎子狐姬、小戎子和骊姬，晋文公娶了狄国公主 季隗，赵衰娶叔隗，都反映出晋国与戎狄的和谐、亲密关 系。晋悼公时，“魏绛和戎”，使晋国得以“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晋国开放包容的精神使得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且“天下莫强”，四方之士心向往之。“虽楚有才，晋实用之”便是最好的例证。纵观晋国的历史，晋人之所以能在褊狭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并称霸诸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国逐步形成的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求同存异的包容性 特征的文化特色。晋国“春秋二百余年之际，与戎狄相终 始”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不仅扩大了疆土和华夏文化的覆盖范围，而且奠定了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坚实基础。

（二）变革创新，顺时而动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进入了大兼并、大变革时代，那么，晋国就是变革的先驱者和创新引领者，而其变革的实质始终从国家利益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全面革除旧的宗法体制，建立新的封建制。在6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晋国始终高扬变革、创新的旗帜，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成为推动历史车轮进步的一支文化生力军。

如果说“夏政”“戎索”是一种变革创新的治国方略，催生了法制思想，使晋国成为实行最早法制的国家，那么 “改唐为晋”也体现了晋国应时而动、不法常规的做派。春 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大动荡时代，晋国顺应历史变革潮流，革除周礼，推行法治，发生了极其惨烈的嫡庶之争——曲沃代翼，经过长达67年的殊死争夺，旁系子孙入室登堂，打破了嫡长子继位的宗法制度，代表了晋国新兴封建势力，推动了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献公时期修“士蔿之法”，“始为令，国无公族焉”，加强君权、扩充军队，使晋国逐渐强大；晋文公行“郭偃之法”，政治上明贤良、赏功劳，经济上奖励垦殖，发展生产力，军事上改革兵制，作三军，实行军政合一，使晋国成为春秋霸主；公元前621年，赵盾作“赵宣子之法”，保证了晋国政局的稳定；晋景公时期，推行“范武子之法”，对内消除了卿族对公室的威胁，对外大败秦国、楚国狄族，使晋国走 出低谷；公元前573年，晋悼公继位后，任命士渥烛为太傅，命其重修“范武子之法”，任命右行辛为司空，命其重修“士蒍之法”，政治上选贤任能，军事上整肃军纪，提高作战能力，对内发展生产、轻徭薄赋、改善民生，对外行和戎之策，消除了北方后顾之忧，疲楚服郑，恢复了晋国的霸业；平公八年，晋国正卿范宣子制定了“范宣子刑书”，且铸法于鼎，开辟了公布成文法典的新时代，这不仅成为 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的标志，也是法治史上的重大变革，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晋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历史，其法治思想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顺时而动、追求进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对西周社会变革、华夏文明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法家思想的摇篮，对历代治国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三）大义担当，为天下先

诞生于古河东的晋国，最早为唐尧之地，也是夏墟所在，因此，天然地承续着尧舜禹的英雄基因，大河厚土、文化传承滋养了晋国胸怀天下的情怀和勇担大任的担当精神。

叔虞封唐，可谓临危受命，以方百里的弹丸小国，肩负起戍疆守边、辅佐周王的责任和义务；继位的燮父改唐为晋、治国安民，协助周王治理天下。西周中后期，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周王朝与周边部族冲突加剧、战争频发，晋献侯随王东征、晋穆侯讨伐戎狄，坚决捍卫周王室利益；西周晚期，王室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晋文侯杀携王，定平王，力挽危局，匡护周室，使周王室重归一统，对周朝有再造之功。晋文公元年，正当晋国百废待兴、忙于建政立法之际，周王室发生内乱，文公亲率大军，倾全国之力，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彻底解除周襄王的隐患，立下了安定周室的头功。公元前634年，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大败楚国，之后践土之盟，大会诸侯，成为霸主，晋国从此成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建立了以 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在晋文公之后的公元前613年，周顷王去世，公卿们争权夺利，发生内乱，晋国正卿赵盾平定周朝之乱，拥立周匡王继位。公元前503年，晋顷公时期，在公室式微、六卿势大的情况下，出兵勤王，平定了长 达十九年的王子朝之乱，维护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

晋国历史上的数次勤王，展现出舍我其谁、胸怀天下、大义担当的精神风范。春秋时期，晋国以一国之力，独挑东夷、西戎、南蛮以及北狄游牧民族，尊王攘夷、安定天下，代表着华夏正统，主导和引领华夏文明的进程。正如知名学者易中天所言，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 和传统文化的代表，甚至断定，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灭亡，中国历史也要被改写。

二、晋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当代中国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晋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遗存书写了历史的辉煌，不仅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在今天仍然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一）晋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特征厚植了“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开放

包容是晋文化的鲜明特征，其求同存异的胸怀让多民族文化能够和平共处，兼收并蓄，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因此，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和自信，在诸多挑战中实现了自身文化的创新，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各种利益冲突、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我们出了“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

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代中国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信任和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 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方案，也向世界展示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延伸和发展，是惠及世界各国的外交理念。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相互包容、风雨同舟、兼容并蓄、荣辱与共，才能满足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家园的现实要求，这也是发展的需要。

“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回答了怎样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对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高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的一种开放的心态、包容的气度、超凡的胆识、博大的智慧和理性 的选择，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回答世界向何 处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晋国文化变革创新的精神为当代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 明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逻辑。晋国文化中“不法先人”“因时应变”“革故鼎新”的思想反映出晋人依据时事变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作为、永不休止变革的意识，为社会的发展进步种下了改革创新的文化基因，其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今天，改革创新依然是国富民强的不竭动力，是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改革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创新。党的二十大奏响了改 革创新发展的时代最强音。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和重任，不仅需要有更大力度、更高水平深化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更要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清醒头脑、忧患意识以及刮骨疗毒、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决心和勇气，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增添了新的内涵。改革创新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涵养着我们立足当下、开辟未来的历史眼光和思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改革创新精 神的时代化展现[2]。我们有理由坚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当代中国必将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的奇迹，谱写出雄浑壮美的时代乐章。

（三）晋国文化的担当精神培育了大国责任担当的精神境界

晋国的担当精神是中华文明精神宝库中的重要基 因，体现的是在历史关头舍我其谁的无畏气概，是肩负天下大任的浩然气魄，是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它越千年而不衰，滋养了中华民族大国担当的精神境界。

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古国，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致力于带动全球发展。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改革的今天，中国政府立足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赋予全球治理新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内涵，以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贡献了中国智慧。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肆虐的严峻形势，在我国抗疫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款捐物、分享抗击疫情的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派遣抗疫医疗专家团队，支持世界各国的抗疫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温情诠释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然而，这绝非全球特 殊时期的偶然行为，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责任担当的基 因衍生出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不断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结语

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晋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思想营养和实践智慧，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高度契合。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当代中国实践中阐释解读；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生命力，才能为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延续发展进步提供精神 滋养和智力支持。

作者简介：董朝晖，现任临汾市博物馆副馆长，曲沃晋国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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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子王城 ——刘渊与隰县的千年古都印记 文/张秀虹

晋西吕梁山南端，紫荆山如横卧的巨龙蜿蜒起伏，绵延数百里。山脚下，紫川河三千年潺潺流淌，孕育了底蕴深厚的紫川文明，更见证了这片土地的风云变幻。春秋时晋献公封重耳于此，为这位春秋霸主埋下崛起伏笔；公元307年，匈奴首领刘渊在这片古称“蒲子”的土地（今山西隰县）称帝定都，国号为汉，让隰县跻身山西14处古都之列，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王城印记。

“古都”二字承载着厚重意义，它既是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权力象征、文化枢纽与经济重镇，是一个时代文明的缩影。当代学者侯雨坚与中外地理学家总结出古都选址的通用准则：四大原则——区域中心地、内制外拓、故地人和、因地制宜；三个条件——岔路口（交通要冲）、谷仓（物产丰饶）、要塞（军事险地）；三个核心要素——经济基础、军事屏障、地理位置。隰县能在西晋末年成为匈奴政权都城，绝非偶然。

紫荆山构成天然军事屏障，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格局；紫川河贯穿全境，既提供充足水源，又造就河谷沃土，宜农宜牧；宏观区位上，隰县地处晋西与陕北、内蒙古交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既是控制边疆的战略要地，也是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完全契合古都选址的严苛标准。这片山河环抱之地，自古藏龙卧虎，刘渊的定都，不过是为其千年王者地象续写的传奇。

文武双全的匈奴英才

“一物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出自匈奴贵族刘渊之口。这位汉赵政权的开创者，字元海（？-310年），是西汉冒顿单于后裔，出身匈奴上层贵族，父亲刘豹为曹魏左部帅，长期居太原统领匈奴左部。

匈奴本活跃于大漠南北，公元46年蒙古草原遭遇特大旱灾后，人口锐减大半，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单于呼韩邪率部南迁西河地区，建王庭于离石；曹魏时匈奴被分为五部，南部三千落（户）定居蒲子地区（今交口、隰县、蒲县一带）。因西汉时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为阏氏，其后代便以“汉外甥”自居，改随母姓为刘，这一身份认同成为刘渊日后崛起的重要政治资本。

史载刘渊“体貌伟岸，姿仪不凡”，《晋书・刘元海载记》描述他“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被视为“异人之相”。他自幼聪慧，对汉文化兴趣浓厚，拜汉末名儒崔游为师，系统研习《毛诗》《京氏易》《春秋左氏传》《孙子兵法》等典籍，兼览《史记》《汉书》与诸子百家，打下坚实汉学根基。

刘渊曾与同门议论历史人物，认为刘邦麾下随何、陆贾有文无武，周勃、灌婴有武无文，皆有偏废。这份洞察让他立志文武双全，在研习文典之余发愤修习骑射，终成“猿臂善射，膂力过人”的奇才。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以质子身份留居洛阳，深入学习中原典章制度与礼仪文化，多次参与西晋元会大典，见证王朝威仪，其才识赢得司马昭赏识。

咸宁五年（279年），刘渊承袭父职任代理左部帅，太康十年（289年）升任北部都尉。在任期间，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不仅凝聚匈奴五部俊杰，更吸引幽冀儒生千里投奔。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继位后，刘渊被外戚杨骏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手握匈奴五部兵权。元康末年（300年），刘渊因部人叛逃被免官，后得成都王司马颖举荐，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重获施展抱负的机会。晋武帝曾盛赞：“刘渊的容颜仪表，即便春秋由余、汉代金日磾也不能企及。”外戚王济更是补充：“其文武才干远超二人，若委以东南重任，吴会可定。”

乱世崛起的兴国之路

“时势造英雄”，西晋末年的动荡时局，为刘渊提供了绝佳的历史舞台。西晋建立于265年，晋武帝统一后曾有“太康之治”，但晚年分封诸王，埋下内乱隐患。290年晋惠帝继位，这位昏愚到问出“何不食肉糜”的君主，根本无法驾驭朝政。

晋惠帝时期，外戚杨骏独揽大权，引发皇后贾南风与宗室诸王不满。贾南风阴险狡诈，于291年发动政变诛杀杨骏，随后又设计处死楚王司马玮，独断专行。此举引发宗室诸王反弹，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等八王为争夺权力相互攻伐，“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战火席卷北方。《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户籍人口锐减至汉代的十分之一，西晋统治秩序彻底崩溃。

乱世之中，匈奴贵族看到复兴契机。刘渊的堂祖父刘宣等人秘密商议：“司马氏骨肉相残，天下动荡，正是我们复兴祖业的良机！左贤王刘渊才德绝世，岂非上天赐予的领袖？”这番议论点燃了刘渊的雄心。

永安元年（304年），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混战，刘渊时任司马颖麾下宁朔将军。当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率十万大军讨伐司马颖时，刘渊主动请命：“二镇兵势强盛，宿卫难以抵挡，我愿返回五部募集兵勇，为殿下赴难。”面对司马颖的迟疑，刘渊慷慨陈词：“殿下乃武帝之子，威望广布，征发五部易如反掌。王浚、司马腾不足为惧，若弃邺城示弱，必将失势丧权。”司马颖大喜，任命刘渊为北部单于、参丞相军事，令其速返五部募兵。

刘渊即刻奔赴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与刘宣汇合，短短二十天聚众五万，自号大单于。不久司马颖战败逃亡洛阳，刘渊本欲出兵救援，却被刘宣劝阻：“晋朝待我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反晋被杀，此乃奇耻大辱！如今司马氏自相残杀，上天授天下于我们，当复兴呼韩邪基业，岂能救援仇敌？”

刘渊恍然大悟：“英雄当为高山峻岭，而非小丘！大禹出自东夷，周文王生于西夷，帝王之位在德不在族。我们有十万劲旅，摧垮西晋易如反掌。但晋民未必认同匈奴，汉朝恩泽深远，刘备以一州之地抗衡天下。我乃汉家外甥，兄亡弟绍，正当立国称汉，尊奉刘禅，以收民心。”这一决策尽显其政治智慧。

永兴元年（304年）十一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筑台，僭称汉王，定国号“汉”（史称汉赵、前赵），改元元熙，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他采取“胡汉合璧”的用人策略，以刘宣为丞相，同时任命汉人名儒崔游为御史大夫、卢植曾孙卢志为太师，既巩固匈奴贵族核心地位，又争取中原士族支持，远人归附者达数万之众。

定都蒲子的战略抉择

左国城偏居北方，不利于向洛阳、长安进军，迁都成为刘渊实现“效仿汉高祖统一天下”抱负的必然选择。最终选定蒲子（今隰县），背后是深谋远虑的战略考量。

关于迁都原因，《晋书・刘琨传》记载“琨密遣离间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但这一说法遭司马光驳斥。彼时刘琨初任并州刺史，孤身出洛阳，仅募集千余散兵，军府草创，兵微将寡，且身为文官带兵，根本不足以威胁兵强马壮的刘渊。《晋书》对刘琨“素奢豪，嗜声色”的评价，也暗示其传记或有浮夸成分，这一观点得到后世学者认同。

刘渊迁都蒲子的真正原因，首先在于战略区位优势。蒲子地处吕梁山南端，靠近河东地区，而河东是连接长安与洛阳的战略要地、西晋物资基地。迁都于此，既缩短了进军中原的距离，又能控制河东交通与物资，为征伐奠定基础，正如大臣刘殷、王育所言：“平定河东，攻克长安，以关中之势席卷洛阳，易如反掌。”

其次是地理环境优越。蒲子三面环山，紫荆山、石楼山、吕梁山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紫川河横贯全境，河谷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完全满足“岔路口、谷仓、要塞”的古都条件。温和的气候也更适合人口聚居与城市发展。

再者是历史文化积淀。蒲子曾是晋文公重耳的封地，这位春秋霸主的传奇故事，能提升政权合法性与号召力。同时，这里作为农牧文明交汇地带，当地百姓兼具中原与游牧文化背景，有利于刘渊整合胡汉力量。

最后是现实形势需求。永兴二年（305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岁大饥，人相食”，而蒲子物产丰饶，能保障都城粮食供应。此外，司马腾战败后，西晋在并州仍有残余势力，南迁都蒲子既能应对反扑，又能扩大统治范围。

永兴二年，刘渊先迁居黎亭就食，随后着手筹备迁都。经过一年准备，永嘉元年（307年），刘渊正式定都蒲子。迁都后，汉赵政权迅速扩张，先后攻破蒲阪（今永济）、平阳（今临汾西南），平阳太守宋抽仓皇逃窜。上郡鲜卑陆逐延、氐族大单于单征、东莱豪强王弥及石勒等相继归附，汉赵势力雄霸北方。

永嘉二年（308年）十月初三，刘渊在蒲子南郊筑坛祭天，正式称帝，改元“永凤”。他大封宗室功臣：封子刘和为大司马、梁王，尚书令欢乐为大司徒、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为大司空、雁门郡公，宗室按亲疏封郡县王，异姓功臣依功绩封公侯。政权建设上，刘渊完全效仿汉制，设立三公九卿，制定礼乐法度，蒲子城成为北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激增，呈现欣欣向荣之态。

古都遗韵的千年回响

蒲子作为都城的时光并未长久。永嘉三年（309年）冬十月，太史令鲜于修之上言：“蒲子地形崎岖，非可久安；平阳有紫气，乃陶唐旧都，上应天象，下合地气。”刘渊采纳建议，迁都平阳（今临汾西南），改元“河瑞”。

迁都后，刘渊派遣刘聪、王弥进攻洛阳，先后于永嘉三年八月、十月两度兵临城下，但均因西晋守军抵抗与粮草不济撤军。两次出征失利让刘渊身体状况恶化，永嘉四年（310年）七月，刘渊病重，召太宰刘欢乐等宗室重臣辅政，当月己卯日病逝，享年约六十岁。太子刘和继位后欲铲除弟弟刘聪，引发宫廷内乱，最终刘聪杀刘和自立。同年九月，刘渊被安葬于永光陵，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在位仅七年。

刘渊定都隰县的历史虽短暂，却为这座晋西小城留下了深远印记。定都期间，刘渊大规模修筑城池、宫殿、官署与粮仓，蒲子城以紫川河为界，东城为宫城与官署区，西城为居民区与商业区，宫城宏伟，市井繁荣。经济上，“劝课农桑”政策让农业、畜牧业蓬勃发展，商业上四方商旅云集，手工业中冶铁、制陶、建筑行业技艺精进，蒲子成为乱世中难得的安宁之地与经济孤岛。

文化上，刘渊推行“胡汉融合”，在都城设立学校，聘请汉儒讲学，鼓励匈奴贵族学汉文化，同时允许汉人研习匈奴骑射，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如今隰县流传的相关民间传说，正是这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千年岁月流转，王城遗迹虽已湮没，但紫荆山依旧巍峨，紫川河依旧奔流。刘渊与蒲子的故事，早已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缩影。隰县因刘渊跻身古都，“三晋雄邦”“河东重镇”的美誉离不开这段历史滋养；刘渊也借蒲子的战略支撑，迈出了逐鹿中原的关键一步，二者相互成就的传奇，为黄河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隰县以“古都文化”为名片发展文旅产业，让千年王城印记重焕生机。当游客追寻刘渊与蒲子王城的足迹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古都的厚重底蕴，更是华夏文明多元融合、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段跨越千年的史话，终将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继续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张秀虹，隰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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